这几天中南地区联防的1号文件被刷了屏，文件中的中南地区非洲猪瘟防控方案验证了此前的种种传言，其中最劲爆的就是11月30日起禁止外地生猪调入，明年11月30日起中南地区内禁止跨省生猪调运的时间表，但是这个防控方案对本地乃至全国市场的影响固然不是什么闭关锁国或者画地为牢，也不止是从运猪到运肉这么简单，实际上该政策彻底执行落地的结果必将引发整个生猪行业的大洗牌，大量中小规模的从业者可能被逐出市场。

　　中南地区生猪调出量的暴增

　　湖南省的净调出量从168万头变为2000万头，广西从228万头变为600万头，广东从-1022万头变为-1800万头，全区合计全年可调出量从608万头变为2000万头。而按照此前农业农村部的估计，调出量*的北部区和东部区全年净调出量也均不超过1100万头，如果中南区防控方案中所附供需数据是可信的，那么中南区已经一跃成为全国调出量*的区域，造成这一巨大转变的原因并不是湖南和广西人民不爱吃猪肉了，而是最近几个月的非洲猪瘟疫情正在中南地区蔓延，湖南、广西、海南等出现恐慌性清栏，一时成为价格洼地，中南地区也因此成为南猪北上的主力，广东与湖南、广西的价差也接近了历史最高水平，也吸引周边地区生猪产品大量流入，这一多年少见的反常现象得到了官方估计数据的证实。

　　众所周知，这种靠天灾人祸形成的超量调出是不可持续的，价差回归正常是时间问题。按官方数据，第一季度广东、湖南、江西的生猪存栏同比下降幅度均在10%以上，广西也同比下降6.2%，第二季度随着疫情扩展，存栏更出现断崖式下跌，综合各机构的调研结果估计，广东、广西生猪产能同比降幅均高达40-50%，湖南至少也不低于20%。下半年中南区供给缺口将逐渐凸显，不但调出量逐步减少，而且满足自身需求也将力不从心，估计净调出量由正转负的时间节点会在第四季度出现，这也就是防控方案要面对的问题，11月30日后禁止外部生猪调入，只允许调入猪肉产品。

　　备案管理制度和点对点政策的门槛

　　按规划，11月30日后进入中南区的外埠猪肉产品实行备案管理制度，屠宰企业要符合以下要求：1）年屠宰量30万头以上；2）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排污许可证》和《生猪定点屠宰许可证》（A证）；3）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具备冷链储运设施和非洲猪瘟自检能力，近三年内在部省级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测中未检出禁用药物和违禁添加物，进行分割加工的企业还应获得省级以上资质认证。单单是第一个屠宰规模的要求，就足以把90%以上的外埠屠宰企业拒之门外了，接下来到2020年11月底，中南区内各省（区）之间生猪产品相互进入实行备案管理制度，屠宰厂（场）备案管理的规模条件为年屠宰量15万头以上。根据中南区的统计数据，屠宰企业平均屠宰规模最高的省份为湖南，也只有13万头，最低的海南只有3万头，也就是说中南地区至少一半屠宰企业不符合规模条件，连备案管理都进入不了。

　　再看对养殖企业的要求，方案要求中南区内生猪及其产品一律实施“点对点”调运，即肉猪由养殖场直接调运至屠宰厂（场），种猪、仔猪由养殖场调运至养殖场，广东和广西已经签订相关协议，协议中要求“点对点”调运生猪的广西养殖企业应满足以下条件：1）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防疫管理制度健全；2）具有较高生物安全水平，过去3 年内未发生重大动物疫情，在县级以上重大动物疫病抗体监测中，未出现低于国家规定标准的情形；3）企业所在县（市、区）未发生重大动物疫情；4）按规定开展非洲猪瘟实验室检测，检测结果为非洲猪瘟病毒核酸阴性等。而广西目前养殖主体中散户超过一半，生物安全水平普遍不高，具备实验室检测能力的更是寥寥无几，另外两个养殖大省湖南和江西情况稍好，但多数散户也难以通过“点对点”调运的备案，这就意味着上述防控方案的推行将使散户在疫情威胁、环保压力、资金短缺之外又增加了销路狭窄这一重困难。

　　生猪养殖的马太效应和行业洗牌

　　散户数量众多，行业集中度低一直是导致我国生猪行业乱象丛生的重要原因，非洲猪瘟疫情的发生及其防控倒逼行业抓大放小，马太效应将显着增强，因此中南地区防控方案的推行将在养殖和屠宰环节加速行业整合，促进产业集中度的快速提高。我们预计其他各大区也将陆续推出类似的防控方案，从长期看有利于疫情防控和行业整体技术管理水平的提升，并有利于生猪产能的恢复和价格稳定，但从中短期判断，上述政策执行起来仍然困难重重，会经历异常复杂痛苦的过渡阶段。无论是养殖散户还是中小养殖企业都不可能坐以待毙，除了采用合法方式规避政策风险外（例如散户通过公司+农户模式加盟大企业），各种违规行为可能更频繁发生，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跨省跨区非法调运生猪及其产品，以及私屠乱宰现象屡禁不止，从而为市场走势增添更多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