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畜牧业协会副会长乔玉峰

  三联生活周刊：这几年，生猪生产的周期性波动加剧主要受哪些因素影响？有什么社会背景？

  乔玉峰：首先，从农业规律来讲，养猪跟粮食生产密切相关，市场表现则滞后一年。粮食丰收，下一年的粮价低，养殖增多，价格就会下降；反之亦然。我国畜牧业供给短缺时代已经结束，现在已处于供需平衡甚至供大于求的阶段，受进出口贸易影响较大，受国际市场产品价格的影响也会比较明显，石油、钢铁、玉米等原材料价格都会影响到猪肉价格。

  其次，畜牧业养殖模式近年来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规模化养殖提了很多年，但从2007年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后才开始有了实质性进展。经过上一轮疫情和猪肉涨价，国家看到了散户养殖的脆弱性，加大了规模养殖扶植力度，希望通过他们对市场起到支撑和稳定作用。

  此外，疫病风险对市场影响越来越大。现在跨国疫情越来越多，加之我国的养猪场基本都是品种混杂养殖，一旦发病很容易蔓延。生猪市场管理体制仍然不顺，预警机制不健全导致市场信息缺乏。原来养猪有9个国家部门来管理，现在减少了6个，农业、商务、质检、发改委、防疫等部门各管一头，信息流通不畅，很容易造成“齐抓不管”的现象。

  三联生活周刊：具体到这一轮从2007年到2009年的市场涨跌，除了市场基本规律之外，政策的刺激作用有多大？

  乔玉峰：在这一轮市场涨跌中，国家政策的刺激性作用*。母猪补贴、规模猪场补贴、生猪调出大县奖励、母猪保险等全方位的国家财政补贴，总共近200亿元，其力度之大、涉及面之全是前所未有的。

  猪肉消费在我国居民肉类消费中占到65%，是居民生活质量的主要组成部分。2007年面临不断高涨的猪肉价格，国家压力很大，出台这样的政策来稳定市场是无可厚非的。但没有想到社会性投资的热情如此之高，到2008年10月份，全国母猪存栏量已经占到总存栏量的11%，高于9%的正常水平。

  三联生活周刊：大户兴起，小户退出，这种产业调整的必要性与意义在哪里？

  乔玉峰：从全国范围看，2007到2008两年间，规模化养猪户增加了10%～15%，总量已经超过散户，未来还会进一步提高。一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人畜分离，有利于开展防疫工作，形成规模经济优势。其次，这也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必然，通过规模养殖场培养专业化的养殖队伍，产业才能升级，才能解放出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另外，现在成长起来的“80后”、“90后”年轻人，就业观念也有了很大变化，大多不愿意留在偏远农村养猪。

  三联生活周刊：考虑到有限的市场容量，行业外资本，甚至是国外资本大量进入我国养猪业，会不会对行业的健康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从长远看，国家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保障生猪生产的平稳发展？

  乔玉峰：在政策刺激下，国外资金进入养猪市场是很正常的现象，但大可不必惊慌。据我们调查，高盛、德意志银行等国外投行进入我国养猪业，背后都有国内大企业的合作支撑。我国养猪产业年产值6400亿元左右，占畜牧业产值近50%，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产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产业集中度较差的局面难以改变。同时生猪是无法保存的鲜活产品，基本无法通过控制价格形成市场垄断，也很难形成产业链垄断。畜牧业是长线行业，很难短期套利。更何况，这几年国内的养殖、饲料、食品加工企业也已经壮大起来，民族工业不会在国外资本面前不堪一击。相反，我们有20多万亿的居民储蓄，民间资本非常活跃，少量外资进来有助于推动产业升级。

  考虑到我国的土地、水、粮食资源紧张以及人口过多，未来发展适度规模的标准化养殖是比较现实的。国家的扶植更应该在提高产业质量上下工夫，支持原种猪生产，提高规模养殖户的技术含量，在母猪保险、生猪期货、行业预警等方面加快发展。争取拉大市场波动的周期，从现在的两三年到四五年，同时降低市场波动幅度，从现在的10%～20%降到3%～5%，这样我国的生猪生产才能健康平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