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我国部分地区爆发了因企业拒收鲜奶而导致奶农出现“倒奶杀牛”的事件，此事一经流出，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由“倒奶”事件所引发的诸多纷争甚嚣尘上。不难看出，各方论及的内容虽然纷繁复杂，但其所有的争论却始终是围绕着一个中心议题，即：“社会主义倒奶”与“资本主义倒奶”之间到底有无本质的区别？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一些网评文章甚为奇特，其所持观点极具代表性并颇有市场。文章认为，“倒奶”都是供给过剩的产物，与主义问题毫无关联，那种曾把“倒奶”作为“万恶资本主义”标志的说法是荒谬的；同时，“倒奶”是很正常的经济活动，对于个体奶农而言，虽然“倒奶”是悲剧，但却是最理性的选择。很明显，依照这样的逻辑，“倒奶”不仅被排除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既有视野，而且还被当成一种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很正常”的经济活动和“最理性”的选择，这样一来，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科学论断便被兵不血刃地消解殆尽了。透过这些文章，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各方围绕“倒奶”事件的争论，其实质是其背后的经济学话语权之争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断被弱化和西方主流经济学不断增强的宏观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身一直面临着经济学话语缺失乃至失语的风险与挑战。“倒奶”事件争论的出现，只是再次证明了矛盾的一般性总要通过其特殊性体现出来。

　　那么，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下，“社会主义倒奶”与“资本主义倒奶”之间到底有无本质区别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认识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结果；并且各自在《剩余价值学说史》和《反杜林论》中针锋相对地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表象出发，把经济危机的发生归咎于与资本主义本质无关的个别经济现象的错误论调。在马克思看来，必须要严格区分经济危机的发生征兆和原因，以及危机的各种表现形式和作用因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倒奶”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表面现象之一，相对于产生经济危机原因的必然性和根本性而言，其仅是构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要非充分条件。“社会主义倒奶”和“资本主义倒奶”的本质区别就在于：“资本主义倒奶”具有必然性，其根源于社会化生产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这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基本矛盾衍生出的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有计划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与资本主义生产有无限扩大化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直接构成了驱动“资本主义倒奶”的动力系统；而“社会主义倒奶”具有偶然性，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这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否定了“倒奶”的内在必然性，而价值规律和国际资本主义扩张为“倒奶”的存在提供了一定的客观可能，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却又可以能动性地进行纠偏控制。因此，“社会主义倒奶”仅是一种可治性的经济波动的表现形式，而“资本主义倒奶”则注定是一种痼疾性的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历史与逻辑在趋势上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也无可辩驳地证明了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科学性。自从1825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一次经济危机爆发至今，资本主义已经完成了由自由竞争到一般垄断再到国家垄断、国际垄断的演化发展，但经济危机始终犹如梦魇般挥之不去。尽管资本主义在新的再生产条件的重建下不断得以“凤凰涅槃”，以至于使得资本主义可能将会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在“两个必然”与“两个绝不会”之间不断徘徊游走，但资本主义源于“垂朽”的经济危机根源而决定的消亡趋势却是不曾也是绝不会更改的。

　　最后，我们更应该探究是什么混淆了“社会主义倒奶”与“资本主义倒奶”两者之间的界限？是什么湮灭了马克思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真理的光芒？毫无疑问，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严重地染指了我们的公众主流媒体，替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全面接掌了经济学话语权。西方主流经济学鼓吹理性自私人的人性假设，恪守着原子式个体主义的分析范式，将所有国民财富生产与分配的过程均偷换为技术化、去阶级化的资源配置过程，竭力抹煞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的剥削本质并借以为剥削制度辩护。重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话语权之路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