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网Agronet农业博物馆】美国东方学者劳费尔在《中国伊朗编》中曾高度称赞中国人善于接受外部事物，“采纳许多有用的外国植物，并把它们并入自己完整的农业系统中去”。这一段“采纳和吸收”的过程常被我们忽视，然而它对于中国农业的自我更新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古代对域外作物的引进，可以说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历史过程。通常有“三次引种高潮”之说，即秦汉时期、唐宋时期与明清时期。

　　汉唐时期引种作物对中国农业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冬小麦（宿麦）的推广普及与苜蓿的大量种植。

　　冬小麦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黄河流域的农作制度，在充分发挥“续绝继乏”、提高复种指数、增加粮食产量、饮食文化变革等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唐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正式颁行两税法，“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标志着麦类作物在中原地区完成了由春种秋收到秋种夏熟的过渡。

　　汉唐为适应军事与生产的需要，曾致力于良畜的引入，而农区畜牧业发展，优质牧草是重要因素之一。汉武帝时派出的特使从西域引入苜蓿，开始在京师宫苑试种，后在宁夏、甘肃等农牧交错地带推广，形成了大面积的牧场和饲料基地，成为汉唐马政的基本保证。后来西北地区的名优家畜品种居多，有人认为得益于苜蓿的引入。

　　在中原农区，苜蓿种植已经超越了既定的牧草含义。苜蓿嫩苗可作蔬菜，成为初春时令菜肴;长成之后，可以作为优质牧草;同时加入轮作制度，成为重要的肥田倒茬作物。

　　宋清间引种经济作物与高产作物，对中国后来的近代化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近代民族工业是依存于中国传统农业而逐步发展起来的非农产业，主要集中在以农产品为基本原料的轻工领域，与宋、清以来逐渐形成的农业生产结构有着十分密切的对应关系。棉花、烟草、花生、甘蔗等经济作物主要作为农产品加工业的原料，纺织、榨油、制糖、烟草加工等逐渐与农业部门分离，成为独立产业。

　　经济作物的引种，标志着种植业内涵已发生变化：养体农业（食物性农业）比重下降，由较高份额转为较低份额;而非食物性农产品供求比重上升，使经济作物种植与大田粮食生产相区别。

　　棉农、烟农、茶农、蔗农等专门名称的出现，表明己出现获利率较高的农业专门化商品性生产领域。

　　大量资金、土地、劳动力投向发展经济作物，在客观上不利于粮食种植业发展，同时也增加了粮食的供求压力。

　　宋清间人口数量又呈急剧增长态势，粮食生产成了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高产作物的引入对于缓解粮食供应矛盾、促进农业商品化进程发挥了积极作用。

　　汉唐间丝绸之路引种作物，对中国北方地区的农业发展相对影响比较大些;而宋清间海交之路开通后，引种作物对中国农业的影响则是整体性的、全局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