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有悠久的农耕文明，而在这悠久的历史之中，聪明的农耕人发明了一件又一件农耕工具，凭借这些农耕工作，农耕人不仅让农耕工作更省力，而且还大大得提高了工作效率，今天我们主要介绍的农耕工具是曲辕犁和铁搭。

　　农耕工具曲辕犁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唐代，其代表是发明于唐代后期江南(即长江三角洲)一带的江东犁。这种耕犁非常先进，在世界农业史上占有划时代的重要地位。到北宋时期，江南地区又出现了另外一种农具——铁搭，它在明代中期后成为这一地区最主要的耕具。因此，可以说这两种耕具都属于过去两千年中江南地区最重要的技术发明。

　　然而，以往学界对于这两种发明有着不同的评价。江东犁一向受到高度评价，而铁搭则备受轻视。前者的出现被视为“中古经济革命”(或曰唐宋变革)的主要物质基础之一;而后者的广泛使用却被当作“封建社会走向没落阶段”(或曰明清停滞)时期农业生产力停滞不前乃至衰落的重要证据。而事实上，铁搭的重要性并不逊于江东犁，其对江南农业经济发展所起的实际作用甚至更大。

　　从技术层面说，江东犁确实非常先进，但就江南大部分地区而言，它显然不很适合这里特定的水田生产条件。

　　首先，其规制十分庞大，必须双牛才能牵挽。按照《耒耜经》中所说的尺寸，该犁长达2.3丈，比近代宁波一带使用的曲辕犁长出三分之一，超过今日河西走廊还在使用的二牛抬杠长直辕犁。这么大的犁在田块狭小的江南水田中作业，显然并不很实用。其次，它在结构上也还有缺陷，需要加以改进(例如精简策额、压镵等部件)。

　　再次，正如农史学家陈恒力、游修龄所指出的那样，江南(特别是太湖地区)的水田土壤粘重，而在粘重的水田中深耕，一般牛耕既浅而又不匀，效果并不理想。正因如此，宋代以后江南使用的耕犁虽然在原理上与江东犁一脉相承，但在形制上有颇大差别，实际上是受到江东犁的启发而发明出来的新耕犁。从此意义上说，江东犁的出现确实开辟了曲辕犁使用的新时代。

　　农耕工具铁搭，又名带齿钁，是一种用人力耕地的工具。早在战国时代就出现了二齿钁，汉代又出现了三齿钁，但是后世江南所用的四齿钁却出现较晚。从考古发掘材料来看，与后世铁搭形状相似的四齿钁，到了北宋才出现于扬州一带。不过，从现有记载来看，一直到明代中期，铁搭的使用才普遍起来。这种铁搭“制如锄而四齿”，结构简单，但却很适于在黏重的水田中翻地。用铁搭翻地，可翻得很深，工作质量明显优于耕犁。

　　曲辕犁和铁搭这两种明清江南主要使用的耕具，在优劣方面可以说各有千秋。曲辕犁的优点是工作效率高，“中等之牛，日可犁田十亩”。但如前所述，在粘重的水田中翻地，牛耕的工作质量不理想。同时，养牛费用很高，即如明末宋应星所言，“会计牛值与水草之资，窃盗死病之变，不若人力之便”。因此大多数农户不能养牛。与此相反，铁搭的工作效率大大低于牛犁，翻地大约“每人日可一亩，率十人当一牛”。铁搭耕翻效率比牛犁低得多，但是耕翻质量较高，而且购买和维修铁搭不需花费多少钱，农民人人都可以配备。

　　这两种耕具，各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如何把二者的优点结合起来，同时又避免二者的缺点，对于农民来说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在明代中期，江南农民找到了这样一种方法，把这两种农具配合使用，从而尽取其长而避其短。这种方法首先见于正德《松江府志》卷七俗业，该志说当时松江的农民整地，通常是“牛犁之后，复以刀耕，制如锄而四齿，俗呼为铁搭，每人日可一亩，率十人当牛”。到了清初，江南学者陆世仪说：“今江南农家犁则有之，未见用耙。……农家种稻，耕犁之后，先放水浸田，然后集众用铁搭土块，谓之摊，亦谓之削，亦谓之落别(江南呼土地为别)，用力颇众”。由此可知明清江南农民采取的办法是无牛农民向有牛农民借牛耕耙，而有牛农民则招无牛农民使用铁搭为之摊田。这样一来，牛犁的使用就大大突破了一家一户现有耕地的局限，而牛耕的弊端也可以通过使用铁搭摊田而得以克服，因此，这是一种非常聪明和经济的方法，体现了一种技术进步的新模式。

　　农耕工具曲辕犁和铁搭的出现给予当时的农耕人在进行农耕工作是更多地帮助，也给后市之人在农耕工具的创造更多的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