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剑平院士，植物病害“诊治”人。他在禾谷多黏菌体内发现2种大麦病毒，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真菌传播植物病毒的第一个直接证据，阐明了病毒缺失突变与真菌传毒的关系，解释了多个真菌传小麦病毒基因的功能。他还鉴定了13种植物病毒新种，截获了1000 多批次外来植物病原物入侵……

　　这位在国际上颇受尊重的植物病毒学家，曾毅然放弃国外优厚待遇;这位从“农村走出来的小伙”又回到农村，扎根在广袤的田间地头，为祖国的麦浪稻香奉献青春年华。

　　学以致用是他的座右铭

　　陈剑平1963年出生于浙江宁波。经过努力，他考取了浙江农业大学植物保护专业，却被邻居奚落“考上大学反而跳进农门”，“专业就是背着喷雾器打打药、杀杀虫。”陈剑平没有理会白眼和讥笑。

　　陈剑平大学毕业留在了浙江省农科院从事科研工作。“农科院的条件艰苦，但从事的是我喜欢的工作。”陈剑平被安排在植物病毒研究室工作。1989年到 1995年，陈剑平在英国学习，取得重大突破，在植物病毒研究领域崭露头角。当时，陈剑平跟随导师从事植物病毒研究，在完成既定任务后，陈剑平提出挑战一下“不可能的任务”——研究禾谷多黏菌与植物病毒的内在关系。国际上有许多植物病毒学家，在这个研究领域已经艰苦探索了30年，但始终没有取得进展。

　　陈剑平废寝忘食，投入研究，将直径为5微米的禾谷多黏菌切成100片，总共制备了1万片禾谷多黏菌超薄切片进行电子显微镜观察。终于，在一次次和自己 “较劲”中，他在放大八万倍的电子显微镜中拍摄到了禾谷多黏菌体内存在大麦和性花叶病毒的照片，发表论文后在相关学术领域掀起了关注热潮。

　　陈剑平没有被蜂拥而来的赞誉和荣耀所动，他决定回国，将在英国学到的知识用于祖国粮食的保障和农业科技的发展。

　　他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

　　从一个人回国，到如今带领五六十人的团队，陈剑平谈起团队建设和人才培养，颇有感触，“我的导师当年如何善待我，我就如何善待我的学生。”

　　陈剑平的成长过程中，遇到了太多的“高人”和“贵人”。当年在英国学习，导师毫无保留地拿出积累了17年的研究资料，供陈剑平参考。当陈剑平拍到了禾谷多黏菌体内病毒的电镜照片发表论文时，导师坚持把陈剑平的名字放在第一作者的位置。这些事在陈剑平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我在英国*的收获不是取得的科研成果，而是学到了导师无私奉献的科学精神。”

　　陈剑平对待学生，就像对待孩子一样。他常常走进实验室，跟学生们谈论工作和生活，针对每个人的特点悉心指导，以鼓励为主，很少批评，营造尊重、平等和开放的学术氛围。

　　陈剑平团队出现了有趣的现象：争做“后面的人”。每当评奖评优或发表论文时，团队成员总是争先恐后地推荐别人，没有人因为个人利益去“挤破头”。这让陈剑平既感动又欣慰。

　　回国后，陈剑平带领团队做出了一系列耀眼的成绩。1996年到2005年，世界上有关真菌传植物病毒研究领域发表的SCI论文中，他们实验室发表的占了大约28%;2006年到2015年，这个比例达到了60%以上。20年间他们的研究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二等奖5项，部省科技进步一等奖9项。

　　把个人兴趣和祖国需要结合起来

　　现在，除了继续做好植物病毒研究外，陈剑平将目光放在了农业发展问题上，他进行现代农业发展战略研究，提出农业综合体的概念、内涵、模式、机制和路径，进行探索和实践。

　　为何做出这种转变?陈剑平讲了一个故事。有次他去浙江淳安农村扶贫，遇到一个小女孩。小女孩说，最向往山核桃成熟的时候，因为“爸爸妈妈就可以回家了”。这让陈剑平感到不安：“许多农民在外打工谋生，无数农村孩子被迫和父母分离。作为农业科技工作者，我究竟能做点什么?”陈剑平希望能做些事情，让农民在家里拥有好生产、好生活、好生计，让农村孩子在父母身边快乐地成长。

　　由此，陈剑平提出了农业综合体的概念，探索多元产业融合系统，希望能综合解决“三农”问题。他还思考农业科技体制机制创新，希望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

　　“科学家除了要从兴趣出发，积极探索科学技术问题外，还要心中有祖国，考虑国家需求。把个人兴趣和国家需求结合起来，才是有情怀和使命感的科学家。”陈剑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