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未来的研究方向，刘长令认为，农药和医药一样，始终不变的课题就是新产生的病虫草害及抗性管理。受气候环境的影响，新的病虫草害时有发生，而任何药物，长期使用就会产生抗性。刘长令表示，新产生的病虫草害及抗性管理，都需要不断开发新产品；而农药的棘手问题就是防治对象变异快。

　　对医药而言，目前人类约每20-30年繁衍一代，高等生物产生抗性的机理虽然复杂但每一代变化不大。而农药面对的是低等生物，繁衍速度快，变异也快，比如螨虫在纬度较高的地方一年可以繁衍30多代，而哪些变化会影响病虫草害产生抗性，将是农药研究亟待攻克的问题。

　　就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影响，就是要考虑环境相容性，刘长令表示，现在的检测技术已经完全可以达到微克级（ppm，溶质质量占全部溶液质量的百万分比来表示的浓度），有些甚至纳克级（ppb，溶质质量占全部溶液质量的十亿分比来表示的浓度）。如果在纳克级检测出来有明显问题，也会在研究过程中被淘汰。

　　但另一方面，也存在某一款药物可能对某一种生物有害，但经生态环境风险评估依然被批准销售。这则是因为在尚未出现更好替代品的情况下，若对当下对环境的潜在影响风险较小，就选择保留。刘长令向记者举了个例子，比如某种小麦除草剂，可能对鱼的毒性较高，但这种小麦田离有鱼的地方比较远，在安全评估后认为没有那么大的风险，对鱼的影响小到一定阈值以下，也会批准上市。

　　“做任何事情是一个平衡，农药不用不行，但用了就希望它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尽可能低。”刘长令表示。

　　2015年，原农业部下发《到2020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2017年年底，原农业部表示，已提前三年实现农药零增长的目标。

　　作为农药创制人员，刘长令认为，所谓“零增长”，其实只是在使用量上进行了限制，随着技术的进步，在保证产量的情况下，实现农药的“零增长”甚至“负增长”并不困难。

　　“如目前在产业化开发中的除草剂，测算下来一亩地最多只需要用4克，而草甘膦一亩地差不多要使用100克，如果成功上市并实现对草甘膦的替代，使用量大幅减少不成问题。”

　　所以在刘长令看来，对农药的使用规制，并不仅仅是使用量零增长，而是通过对生态和环境毒性愈加全面的检测，将不合规的老产品淘汰。未来高效又安全环保的绿色农药将大有作为，尤其非常需要环境相容的绿色农药品种。

　　“零增长是第一步，之后是安全环保低风险，虽然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零风险的，但效果好、环境相容、零风险、绿色农药的创制与应用是最新目标，也是必然的发展趋势。”刘长令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