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之吐生物者也。二象地之下、地之中，丨，物出形也。凡土之属皆从土。”古籍《说文解字》这样解释了“土”字的含义，原初“土”字并不带有现在“土包子”等蔑视讥讽之意，更多的则是朴厚的涵义。

　　黑马哥意欲用“土老板”一词来形容这样一批创业者，他们通常出身于农村，也植根于农村。他们从事的事业常常是“土生意”，没有IT精英们的光鲜，也没有金融从业者的亮丽，更没有文化从业者的文艺范，有的只是“苦”“脏”“累”。他们的舞台很小，但野心却很大。

　　他们通常生于上世纪的50或60年代，由于时代原因，他们学历不高，低至小学辍学，高至中专毕业。他们不会普通话，有的只是带有浓重地方口音、能让你勉强听得懂的言语。他们谈话绝不会夹杂着英语，偶尔会蹦出一些看似俗不可耐的土语。他们口中除了“赚钱”，也时常会掷出“梦想”、“创新”、“企业文化”等时尚词汇。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会用电脑，也不会用智能手机，更不知PPT为何物。

　　而由于“暴发户”的标签，在本地的族群中，他们常常会被看成“异类”；而在城里的“异族人”眼中，土老板则是有钱的另类。他们看似因钱卓尔不群，但却异常孤独，得不到资本的关注，也没有尝过聚光灯的滋味。今日黑马白智勇便是这样的一位代表。

　　“老骥伏枥”

　　在京城一个满城飘絮的春日，60岁的金果生态农业董事长白智勇面带疲色坐在黑马哥面前，不久前他刚从陕西宝鸡坐了十四个小时的火车辗转来到北京的黑马大赛现场。黝黑粗糙的皮肤，操着一口浓重地方口音的普通话，双手拘谨的撑住皮沙发，说的兴奋时则有力的用双手比划起来，这是白留给黑马哥朴素的印象。

　　白智勇，陕西眉县人，1973年高中毕业，当了三年教师后，自诩认识到“农村发展需要知识需要人才”的他向乡党委写了一封信申请回到生产队。而提及这段往事，白依然流露出一种自豪，“当时党委还向全县教师发起了向我学习的号召。”

　　因为农村知识人才的匮乏，高中毕业的白智勇不久便被推选为生产队队长。此后，白一路“加官进爵”，“当了半个月生产队队长后我成了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当时我才二十四岁，后来我又当过农场场长、农资站站长和党支部书记。”

　　1982年这一年，对于村支书白智勇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头，因为将近“而立之年”的他成家了。当然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重大消息，1982年元旦这一天，中央签发了改革开放以来第1个涉农1号文件，文件第一次明确地肯定了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而该文件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导火线是：三年多前，安徽凤阳18户人家冒死签下“血书”率先实行“大包干”。

　　之后，受到刺激的白智勇没有做出上文中类似“18户人家”的豪迈之举，但也做出了令许多人费解的选择——辞去了村干部职务，并借了一千多块钱承包了一片荒滩。而更让人费解的是，他没有像许多饿怕了的人们一样去选择种粮，而是栽植苹果。当时自认为“有点经济头脑”的他是这样算了一笔账。

　　“在荒滩上种小麦，一亩能收五六百斤的小麦，但如果种苹果，一亩地能收四五千斤的苹果，苹果的产值是小麦的十倍。于是我没有种粮，而是一次性栽了二十亩的苹果树苗。”

　　从此，白便在这片苹果园上开始了耕耘，由于起步早和运气好，他在1986年便成了当地为数不多的“万元户”，不久后又成为十万元户。但白的理想并没有止步于“果农”，2001年他注册了“金果”公司，将果园转变成园艺场。2007年白从德国引入了矮化大樱桃，并开始了本地化工作，2012年年仅靠出售樱桃树苗就获得了1200万元的收入。不过白的野心更大，在自己商业计划书中，他这样描述了自己的商业模式，“种苗繁育：掌握核心技术、复制连锁推广、公司+合作社+种植大户。”以下为白智勇口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