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首届“杰出工程师奖”获奖名单出炉，来自电子信息、环境、生物医药、土木建筑、能源、材料、机械和地质矿业8个领域的30名杰出工程师获奖者获表彰。中国农机工业协会会长、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陈志成为农业工程领域*获奖工程师。“杰出工程师奖”经科技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批准，由中华国际科学交流基金会设立。奖项颁发后，本报独家专访了作为我国农业机械化工程学科主要学术带头人之一的陈志。

　　记者：“杰出工程师奖”获奖者均为长期在生产建设一线从事工程设计、开发、生产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在工程技术创新和成果应用方面做出了突出业绩。初步统计，仅30位杰出工程师奖获得者就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48项，拥有发明专利500余项，且绝大部分排名在前三位。作为农业工程领域的*获奖者，您是如何看待这个荣誉的？

　　陈志：众所周知，农业虽然是一个大产业，但是在工程领域却一直属于弱势。在所有的获奖工程师中，我是*一个农业工程领域的，也是*涉及农业的，我很高兴。但是我认为，这个荣誉并不是属于我个人的，而应该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整个行业以及我的整个研发团队的。

　　首先这个奖是属于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我国农业、农村、农民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所以用机械替代人畜力劳动就成为一种潮流，甚至是一种时尚。再加上国家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的支持，特别是2004年购机补贴政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的实施，带动了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农业机械化的大发展。有了这样的大需求和大发展，才使我们农业工程师有了用武之地，才造就了我们的成就。

　　第二，我觉得这个荣誉属于我们整个农业机械领域。中国的农业工程事业经历了几代人的努力。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代又一代的接续传承，才有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舞台和成就。

　　第三，这个荣誉也是属于我们整个研究团队的。我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中国农机院工作，先后承担并完成了很多国家科技项目。正是在进行这些科研活动的同时，逐渐形成了一支完整的农业工程技术研发团队，而我只是他们中的一个代表。与其他的科技领域非常不同的是，工程科技往往需要多专业的协同配合，不可能像陈景润完成哥德巴赫猜想、牛顿看到苹果落地就能发现万有引力定律那样，一个人很难独立完成一项工程技术。工程技术需要一个团队来完成，需要多专业的协同配合。在我们研究的团队里，我主要起组织作用，当然也参加方案讨论、样机试制、性能试验等环节的工作，但更多的工作是其他人做的。正是有了这样一个团队才有了今天这样的成就。

　　记者：中国现代农业工程的发展经历了怎样的一种传承？

　　陈志：在我看来，中国农业工程能有今天的成就，包括我能获得这样的荣誉，是我们几代人共同努力的成果。首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现代农业工程的奠基人。那是在抗战胜利前夕的1944年，时任中国驻联合国粮农组织首任首席代表的邹秉文就提出，中国未来的农业发展一定是主要依靠工程技术。在他的努力下，当时的国民政府与美国万国农机公司商定，由万国农机公司资助20名中国优秀学生赴美学习农业工程。这20位青年学生学成归国后，成为了我国现代农业工程的奠基人，代表人物包括曾德超、王万军、陶鼎来、高良润等老先生，他们在世的年龄基本都在90岁以上高龄了，他们就是中国农业工程的第一代。

　　全国解放之后，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我国陆陆续续派出了一批年轻人到前苏联留学（也有一些并没有出国留学但长期奋战在农业工程一线的），这部分人在改革开放后年富力强，逐渐成为我国农业工程领域的中坚力量，代表人物有蒋亦元院士、汪懋华院士，还包括曹崇文、余群等，以及我上大学时的一批非常优秀的教授，如程悦荪、马成林等等，他们现在基本也都是80岁以上高龄了，他们是我国农业工程的第二代。

　　而第三代则是在文化大革命前上过大学，恢复高考后考取研究生的一批人，也包括长期在工程技术一线奋斗工作的一批人。他们这批人基础知识扎实，眼界也更加宽广。目前，这批人成为了农业工程领域的领军人物，代表人物有罗锡文院士、任露泉院士、陈学庚院士。这批人目前年龄在65岁—70岁左右。

　　第四代人则是恢复高考后的77、78级大学生，目前年龄在55—60岁之间。他们大多数都活跃在农业工程的第一线。他们把第一代称为前辈，视第二代为老师，与第三代亦师亦兄。我就是属于第四代中的一员。

　　记者：那在您之后，中国农业工程领域又活跃着怎样的一批人呢？

　　陈志：像之前的四代农业工程开拓者们，都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征。像第二代人，由于他们学习的是前苏联的教育体系和技术体系，但科研出成果的时候主要是改革开放以后，所以他们既接受了前苏联严谨的系统学习，又感受了西方先进的技术理念；既有对前苏联整个工程技术的系统性掌握，又有发达国家新的科技元素，并将这两者进行了非常好的融合。

　　而第三代人所处的时代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很快融入了世界的发展潮流中，所以他们接受了很多外来的新知识、新信息。同时，他们多是第一代的老先生们的亲传弟子，从老先生们那里继承了扎实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所以一方面基础扎实，另一方面知识面更宽广。

　　与前辈们相比，现在的青年学者们也有非常明显的特点。从他们目前从事的研究和科研成果看，我觉得他们与我们那一代人又有非常明显的不一样，他们不像我们那代人往往进行单项机械产品的研究，更多地是向交叉、边缘、多学科融合的方向发展，甚至向工程技术和生物技术、环境技术的结合等方向发展。而且现在的农业工程领域研究后继大有人在，涌现出一批长江学者，令人欣喜。

　　记者：要获得杰出工程师奖，科技创新是一个重要指标。作为农机科技创新的领军人物，您如何看农机行业的科技创新？

　　陈志：我之前多次提到过这样的观点，改革开放后，不仅是农机领域，包括国内的很多工业领域，我们获取技术的主要方式是从国外引进。因为我们与国外技术差距很大，所以引进一些落后于国外的技术时就不存在什么障碍。但是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我们与国外的技术差距和技术发展阶段的差距在大大缩小，这个时候我们还想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不仅仅是受到制约，而是基本上不可能了。因为国外的先进技术如果给了我们，势必会对其自身产业带来冲击。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自己解决问题。所以中国的农机工业和农业工程事业，如果不走自主创新的道路，在世界的产业分工中，就会沦为别人的加工制造厂。现在整个行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已经越来越清醒了，很多企业已经由最初简单的模仿跟随，转变成为自主创新的发展方式。特别是像福田雷沃等这样的行业骨干企业，在技术上的投入、组织以及具体实施上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模式，他们已经对自己未来在技术上摆脱依靠别人的模式充满信心。当然，我们与国外的差距依然很大，但是只要认识到这样的差距，寻找到缩短差距的正确方法和路线，将来一定会赶上去的。

　　记者：现在农机行业对于“企业是创新主体”的认识日益深刻，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陈志：我认为“企业是创新的主体”这个命题和结论肯定是正确的。我们国家目前还处于工业化初级向中级阶段转型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企业成为创新主体的能力培育还没有结束。而农机行业本身又太特殊，其产品种类太多，区域差别太大，几乎每一个品种的每一个作业环节就需要一个产品，即使是同一款机器在不同地区还需要不同的配置。有人说我国农机产品将近7000种，但实际上没有人能准确统计到底有多少种。一些特色作物的机具生产批量很小，但又不可或缺，这些都依赖中小企业去做，这就造成了行业中小企业居多，行业的创新能力就很薄弱。同时，现阶段我国知识产权的保护还存在大问题，使得创新环境非常不利于企业。而科研院所在前期的应用基础研究，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方面能相对避免这个问题。所以目前企业是创新主体，但还是离不开科研院所的研发力量。